“我还想听你给我讲你插队的故事。”他开门见山地说。
“故事太多了。酸甜苦辣，几天几夜都讲不完。”
“你有关节炎是怎么得的？”他的问话中充满了关心。
“冬天柴不够烧。冰天雪地无处去打柴。只得省着烧。土坯砌的炕，没有足够的柴喂，凉下来如同冰床。铺狗皮褥子也不解决问题。炕不热，西北风一刮……没多久，两腿膝盖就开始钻心地痛，又红又肿。”
“别说了。”他打断了我的话。我注意到他的脸色没有刚进来时欢快了。“你这么小年纪，一人在外可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呀！”
不知为什么，听到这儿，我的眼角湿润了，嗓子眼儿里像塞住了什么东西。看着他，不知该往下说什么。
“这次回来准备什么时候回内蒙？”他打破了沉默。
“不想太晚。再住十天半月就回去。”
“干嘛这么着急回去？你还是好好在北京治治腿病，病好了再走！”那语气听起来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那天下午，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。凭我的直觉：他与我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些。临走时，他望着我，面带微笑地说：“有时间到我家去玩。”
听到他的邀请，我内心那份美滋滋的劲儿就甭提了。以后我就隔三差五地去他家。
一次，不巧他不在。他父亲热情地对我说：“他不在没关系，你随便玩吧。”我又不好马上走，就认真地看起墙上镜框里的照片。一张张地看。有他婴儿时的百日照。有系红领巾，左臂佩带中队长符号的。还有他与父母及亲戚的合影。看着看着，我的目光停留在了一张他与高中部分同学的合影上。上面有男生也有女生。有一位戴眼镜的女生看上去很文静，很惹人喜欢。不知怎么的，这张合影使我心中很不是滋味。
从他家回来，我的脚步变得缓慢了，边走边想着那张使我莫名其妙不愉快的合影。想着那位戴眼镜的女生。回到家，下意识地站在镜子前，望着镜子中的我。望着自己那张又黑又胖的脸，我似乎突然意识到，我已经是落户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异乡人了，怎么可能再回到北京呢？“说不定他已经有了女朋友了，我应该远离他才是。”我心里这么想。
从此我很少去他家了。离京时也没去向他告别。
再次见到他时，是1972年2月，我回北京上大学。那年我刚满19周岁。可巧他也被选调上了大学。他是学中医外科的。那时，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。我这个初中水平的大学生的努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。当时大学明文规定不许谈恋爱。主观的客观的条件，使我在读大学的3年多时间里，与他没有更多的联系。（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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